《我的科学之路》—

　　经历(三)

　　我 1951 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组。在一个工作已经顺利开展成果不断涌现的集体中，特别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工作，和在一个新的实验室自行创业，独立工作，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有完全不同的要求。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把一个黑煤球投入一个旺火炉，很容易就会烧红，但是如果要从头生火，把一个黑煤球烧红就不那么容易了。加以当时国内的实验条件毕竟比较简陋，但是在剑桥大学工作的经验对我是极好的训练，当时的生物化学所也同样只有一台分光光度计，也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但是历尽艰辛，我终于从头创业，因陋就简，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组，开展工作，并开始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在创业过程中得力助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王应睐教授把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伍钦荣同志分配帮助我工作，伍钦荣同志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又善于动手做实验，对当时工作开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伍钦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中不幸去世。不仅是生物化学所，也是我国生物化学界的一大损失。

　　1970 年我由上海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当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离开了在上海辛勤建立的研究集体，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完全没有助手，面临第二次创业。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当时的工作条件更差，既没有分光光度计，更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创业。当时我甚至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工作，幸亏在中美建交之后，我的师兄美国的E.Smith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我国，来前他向院领导要求参观我的实验室。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实验室，于是在他抵京前三个星期，在院领导指令下，生物物理所领导才给了我一间实验室。我只得到处借实验台柜，玻璃器皿等，连夜进行布置。在Smith教授访问当天，所有的试剂瓶，无论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幸运的是Smith教授访问后，我被允许保留这间实验室，这才有了一个容身之地。Smith教授回国后，一些熟人向他问起我的情况，由于对我国表示友好，他总是回答说，看来还不错。但若干年后，我有机会访问美国，再次见到Smith教授，在谈起这件事时，他说，当然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

　　我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有可能逐渐开始工作，经过努力，我终于再次把煤炉烧旺，但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距离因四清工作而停止研究工作已有13 年了。从1951年回国到1977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26年中，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真正能够进行研究工作的时间，前后断断续续不过12 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始我才逐渐得到一些简单的设备，我在剑桥大学的经历在许多意想不到的方面对我帮助很大，除习惯于在简陋条件下进行工作外，我的实验室得以陆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得益于我的一些师兄弟先后来访，其中比较起作用的是前面提到的Smith教授率领的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Slater 教授率领的国际生物化学学会联合会代表团，以及师弟A. Tissiers率领的第一个瑞士科学家代表团等。

　　自从在我做研究生时代的第一篇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以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想对这半个世纪的经验做一些回顾，也许会对青年朋友们有一些帮助。

　　基础研究重在积累，没有多年连续性的工作是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我自1951 年回国后当时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科学研究的实用价值。对于基础研究动辄以理论脱离实际，藏身于象牙之塔，文献缝里找题目等予以指责、批判。根据我个人经历，自1951年回国开始，到改革开放止，一共是二十六年时间，其中可以做一些基础研究工作的时间断断续续前后相加也不过十二年。其中最长的一段连续时间是1961年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至1965 四清开始的四年。我还想强调，在科学上如果要取得突破，要依靠工作积累。在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打打停停，断断续续工作，是不可能超越别人取得重大成果的。此外，在科学上要有所成就，特别是如果要有重大成就，需要一个人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仅靠每周40小时工作而没有废寝忘食地全身心投入的精神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科学家的。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第二职业是不可想象的。我所遵循的格言是“业余爱好不可无，第二职业不可有”。在当前我们的社会条件下，科学家确实是很清贫的。但只有那些安贫乐道，热爱科学，对科学富有献身精神，不追求高官厚禄的人，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真理，探索人类未来，攀登科学顶峰, 为我国科学的繁荣进步做出贡献。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一个科学上的设想，经过不懈的努力而终于得以实现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幸福。

(据《科学时报》)